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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教授之声|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聚焦疫情下的治理挑战

来源:中国公司治理发布时间:2020-05-27 14:26:10    

 

今年春节期间出现的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考验着我国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面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应对能力,是对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性的一次大检验。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教授对此发表看法,探讨突发疫情下的政府治理、社会组织治理和公司治理的重大问题,找出治理短板,解析治理新路径,提出完善治理机制、提高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
李维安
突发疫情下的政府治理要急补短板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已近两月,由于此次疫情具有突发性、高风险和快蔓延特点,其防控难度已远超此前历次公共卫生事件。中央政治局2月3日召开会议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前几日发短文也说到:此次疫情应对也是对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性的一次大检验。这次考验能否合格,关键要看此次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启动的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公司治理在内的应急治理体系是否有效。
现在来看,作为这一治理体系核心的政府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显然还存在一些短板。如应急治理的顶层设计待健全,政府治理、公司治理和社会组织治理的协作机制待理顺,不同类型组织分类治理待加强等问题较为突出,对应急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稳健性提出了挑战。
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顶层设计待健全
在抗击疫情工作中,着眼于应急治理体系有效性和打胜仗的要求,首先要优化顶层设计。非典后我们着力建立了应急管理体制,但是这次再怎么准备也不够,这时就要启用各方形成协作,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没有资源,除了医护一线,全国都在放假,也意味着都是可用的力量或资源,问题出在机制的设计上不健全,没有立即形成多元治理的应急协作机制。政府在号召上,社会组织在发动的社会性上谁也代替不了,但企业在专业工作的效率上是最高的。因此,应急协作机制要形成互补才有效率。
首先,明确物资供需、央地协同、信息发布等各项工作制度,加强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其次,鉴于疫情多区域蔓延态势,及时整合政府、医疗、企业、社会慈善救助等主体,搭建跨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再次,聚焦紧急救助、康复治疗、心理辅导等救治工作需要,多渠道充实一线防疫团队构成。最后,简化涉疫行政审批流程,明确一线干部授权和工作生活保障,解除其后顾之忧。
二、政府治理、公司治理和社会组织治理的协作机制待理顺
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启动的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公司治理构成的应急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是剩余风险终极承担者,政府应当强化协调工作力度,才能真正发挥应急治理体系集团化协同作战优势。首先,应当构建各类治理主体沟通衔接平台。疫情治理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医疗机构、民间非营利组织、各类企业等相关主体,例如医疗机构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之间沟通不畅就会导致医疗机构物资紧缺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物资滞存并存的现象。其次,疫情应对的应急协作应强调“借用”而非“征用”,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照顾各利益相关方合理利益诉求。
三、不同类型组织分类治理待加强
各类治理主体各有所长,要贯彻分类治理思维,尊重和利用各类组织治理的基本规律和原则。比如,火神山医院建设就是利用企业治理的效率性来实现公共目标,也就要按照企业加班薪酬“最低日薪千元”来合理激励员工。首先,完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强化社会监督、履职激励、失职渎职问责机制建设,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让官员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现在进入战时状态,全国都盯着,官员不敢“不作为”了。但是像有的红会那样只会沿用行政治理的老办法,揽资源,忙着登记留痕迹,耽误抗疫情大事,就是新形势下最大的不作为。其次,按照独立性要求,强化慈善机构社会型治理,弱化行政型治理,提升慈善机构疫情应对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再次,继续推动公司的经济型治理转型,通过应对疫情,不仅要接受企业的捐款捐物,还要引入企业高效的专业机制和有偿的服务。最后,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负担,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建议企业主动提供的给医护人员的酒店房间、配送的盒饭、隔离房间等都应该由财政及社会来承担成本,这样既给企业提供了贡献的机会也减少了它们的损失,才是可持续的。

薛有志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教授      
疫情后企业要重视治理的伦理机制的制约作用
此次疫情在给人们的身心带来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新的改变,如可能会强化人们对动物和环境的关爱、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可能会带来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生态文明程度及政治文明程度的提升,可能会使我们每个个体的伦理道德水准得到升华。
上述可能的改变,对企业的行为会提出更高的伦理要求。这一要求,对企业而言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来自社会各方利益相关方对企业提出的新的期望、诉求和要求,企业只有在未来的行为规范中体现这些期望、诉求和要求,才能够被各利益相关方认可和接受,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为此,企业应重视公司治理的伦理机制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制约作用,并做好应对。一是面对来自社会各利益相关方对企业伦理标准提高的压力,企业可在思考、制定和实施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加入伦理维度,并在实现战略的行为中体现出来。二是企业可考虑制定企业、部门和岗位的伦理准则,并不断进行完善。三是企业可考虑在公司董事会下的专门委员会中设立伦理委员会。四是企业可考虑设立首席伦理官或相应的伦理应对机构。


李勇建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教授      

战“疫”持久战,要做好救灾的供应链治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扰乱了国人春节的欢乐与团圆,同时也阻扰了众多企业的正常开工。武汉封城后抗击疫情面临各种医疗物资短缺,虽然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解决了暂时的危机,但口罩等全民防护物资,除了湖北、武汉短缺,全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着库存告急。“买不到口罩!”一时间成了全国人民的苦恼。
口罩之类医疗救援物资短缺,一方面因为疫情爆发时间太长,需求过大,另一方面也凸显出面对突发巨大需求时相关企业应急能力不足。有的企业即使可以扩大生产,但是又面临原材料短缺。因此面对重大突发疫情,不仅要做好防灾抗灾的应急物质储备,也需要做好应急物质的可持续生产和供应,以应对跨度时间长的疫情处置。这就需要进一步做好应急物质的供应链治理。
不同于传统供应链,应急供应链是以时间效率为核心目标,由若干供方、需方实体构成的快速响应、动态供需网络。在平时,供应链上企业根据各自的市场需求安排生产,满足市场需求;在战时(应急救灾时),供应链上企业根据国家应急管理中心的统一部署,快速转变生产方式,以满足应急救灾物质的生产和运输。因此,只做好传统供应链管理还不够,还需要从更深层次做好应急供应链的治理。
一、应急供应链治理需要建立柔性结构:政府应急管理中心作为总控制和协调中心,做好应急物质供应链的宏观规划和网络治理,必要的话政府给予相关企业以适当技术支持或资本投资以保证在战时其具备快速响应能力;
二、应急供应链治理需要做好大数据应用和实时信息共享:除供应链上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外,政府应急管理中心也需要和应急物质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对应急物质急需信息实时共享,结合当前充分应用的大数据技术,使供应链上的企业能尽早了解应急物质的未来需求和动态变化,以便原料商尽早备货,生产商尽快安排生产计划,运输商及时安排物流设施;
三、应急供应链治理需要做好供应链协调和合作:以口罩为例,有的生产商有生产能力,但是缺少原料,而原料商的工人没法上班,不能进行原料的生产加工。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应急管理中心协调政府各部门和社会资源,保证口罩供应链上所有相关企业的生产运营,以满足口罩物质的社会急需。

谢永珍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疫情时期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响应
量子科学哲学与共生理论均表明,企业与社会是互为共生的系统。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的义务,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鼠年伊始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严峻的疫情困扰并考验着每个企业。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应积极参与疫情驰援,以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疫情时期上市公司践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1.捐款捐物。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统计,截至2月5日,已有780多家上市公司累计捐赠金额约50亿元,其中募捐现金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有7家,募捐现金5000万元、2000万以及1000万的企业分别为20家、60家以及20多家。至2月13日,捐赠上市公司近1000家。捐赠内容涉及医用口罩、医疗器具、护目镜、手套、试剂盒、呼吸机、消毒液、拖车、空气净化设备、体温检测设备、矿泉水、药物、牛奶、空调、挖掘机等,为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保障。
2.药品企业加班生产。在做好企业疫情防控的同时,实现 24小时不停工,周密安排药品生产、储备与运输工作,以保证药品的及时供应,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3.软件生产企业加速完善相关软件的开发。一方面及时开发利用大数据排查返乡人员,分析疫情分布的软件,为强化社区管理,遏制疫情扩散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疫情严重,很多企业与高校不能如期上班与开学,需要借助远程办公软件予以实现。软件生产企业应及时开发智能化办公与教学系统,以满足特殊时期工作的需要。
4. 避免在敏感期披露减持信息。万物相连,疫情导致社会信心指数下降,也影响着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若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披露减持信息,将导致投资者信心指数下降,并加大社会的恐慌情绪。同时,市场低迷时期减持,还可能诱发投资者抛售股票,甚至连续跌停,使投资者利益受损。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践行社会责任,是成人达己的智慧性活动。每个企业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以形成强大的同频共振的应对疫情的力量。

陈德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探索协同治理新路径、构建危机管理新常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国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治理层的顶层设计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面临这种突发应急事件,企业需要探索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协同运行机制,构建危机管理新模式。
第一,要做好顶层设计。针对极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企业需要做好应对危机的战略规划,在认知和信念上,企业治理层要高度一致,精诚团结;要充分了解和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心理变化,迅速调整经营战略,对业务结构做进行动态调整。
第二,要捕捉新的商业机会。疫情给全国民众带来了心智和需求的巨大变化,结合所在行业,疫情过程中以及在疫情之后,企业能否把握这种外部需求的敏锐变化,寻找商业机会利润增长点。
第三,作好财务柔性准备。在疫情影响下,短期债务、员工工资支付、供应链商业信用等压力会产生,企业保持一定的闲置资金和剩余举债能力,以便应对无法预期的资金需求,以应对外界环境带来的不利冲击。
第四,作好互联网时代的精准治理。互联网时代外部信息的准确沟通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疫情等外部信息剧烈变化的背景下,企业更应该主动掌握信息披露的主动权。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好社交媒体的互动属性,让公司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员工和供应商等及时了解公司的现状,构建顺畅的信息沟通渠道,树立信心,共渡难关。
第五,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治理机制。如何真正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中很关键的一点便是政府治理与企业治理的协同运行。自2月1日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的政策。企业要捕捉政府政策信息,充分利用政策红利,相互助推、共渡难关,力争确保企业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两不误”。

林润辉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教授                             
强化数据治理,提升突发事件项目治理工程水平
疫情爆发让我们必须针对突发公共卫生问题再度思考系统解决方案。此类问题可用四个属性概括:一是突发性,不确定性高,无法提前预测,这种不确定性来自社会系统的内在复杂性;二是解决此类问题没有可直接借鉴的整体方案,是项目过程,非常规运营模式;三是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目标多元、诉求多样,具有典型的治理特征;四是问题紧迫,必须解决,方案要针对性设计、实施,然后接受结果,满足人造物特征,具有(社会)工程属性。所以应对此类问题,是突发事件项目治理工程决策、设计、实施、监测的过程,需要充分考虑以上特征,尊重治理规律和专业领域科学规律,科学化规则设计、合规监测和违规问责机制,实现协同决策和优化资源配置,保持过程的开放性、反脆弱性和应变能力。
提升突发事件项目治理水平,核心是决策,重心是设计,基础是数据治理,包括数据开源、数据分析、数据应用和数据价值评估的权责、机制、标准和流程设计。
抗疫至今,我们为进展和效果鼓舞,同时也必须正视问题。如果不能够获得有效信息,则治理主体无法识别,问题不明,目标模糊,决策失真,问责无据。有效实施突发事件项目治理工程,基础的支撑是数据治理(包括数据、信息、知识等)。提升突发事件项目治理工程的有效性,数据是基础、关键和核心。因为数据信息是不确定性的削减,是决策依据、优化根据、问责证据,是理性行为的前提。好的数据治理可以有效提升突发事件项目治理工程水平,网络渠道、移动终端、大数据、区块链等使得数据有效高效治理成为可能,也成为突发事件项目治理工程的技术平台和方案。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谣言和谣言治理本身就是突发事件治理的组成部分。谣言不可怕,谣言怕公开,谣言怕问责。突发事件项目治理工程中,一个模块便是谣言治理,谣言本身是数据的一部分(属于噪音数据),需要设计专门机制(组织、流程、技术方案)进行监测、鉴别、追溯和问责;数据开源、公开、分析、决策、执行越有效,谣言空间就越小;谣言治理不是禁言,而是广开言路,压缩谣言空间,对谣言主体问责。谣言止于智者,信息开源培养智者,提升社会每一个治理主体的能力。
面对疫情等突发事件项目治理挑战,我们需要科学理念和工程思维,强化数据治理让善治不再只是目标,它能够提高治理实践和治理理论之间治理工程的水平,提高治理的包容性和治理效率。希望更多的突发事件项目治理工程,和长城、航天工程、扶贫工程一样,成为治理知识库的智慧贡献,治理能力的进步阶梯,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让那些为之付出的辛劳、智慧乃至生命更加彰显价值,造福后生。

周建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教授     
提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地区社会治理能力
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的武汉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几乎是我国百年难遇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由当初的武汉核心地带蔓延到整个湖北省,进而是全国,而且更引起了WHO的高度关注,并在1月31号将此评估为公共卫生突发国际事件(PHEIC),可见NCP的事态的严重性。截止到2020年2月14日,NCP确诊人数累计为63946人,疑似病例累计为10109人,死亡人数累计为1382人。死亡数字不仅远超2003年的SARS人数(349人),而且数字背后的疫情形势更严重。NCP疫情防控,涉及到多地区,乃至国内外多方利益主体的决策行为。因此,对NCP疫情防控的地区社会治理分为比较泾渭分明的两个目标:集中以武汉和湖北为疫区的NCP防控治理,以及非疫区NCP防控的社会治理。为此提出提升NCP防控的地区社会治理能力政策建议。
1. NCP防控决策,在思维上疫区和非疫区NCP防控的分类治理方式,构建相关的NCP防控战略决策模式。融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模式和NCP疫情防控孕育的治理模式,实现有效防控NCP的社会目标。
2. 针对疫区内NCP防控治理能提高,需要将NCP事前的运筹帷幄,事中的有序应对,事后的知耻后勇,作为NCP防控决策的三原则。具体而言,聚焦于把垂直的基于行政权威管理机制的NCP防控管理模式,向横向的基于信息共享治理机制的NCP防控治理模式转化。
3. 疫区NCP防控中,特别聚焦防控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切实整合现有国务院NCP防控指导委员会、国家卫健委和地方卫健委等多决策主体的决策力量,真正有效NCP防控疫区的医疗和医护资源调配工作。
4. 非疫区NCP的防控工作,核心是聚焦两个方面。其一,是如何适度恢复非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问题;其二是非疫区内的企业如何复工问题。
5. 非疫区NCP防控中的社会治理,核心是恢复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活方式。基于截止到2020年2月14日江浙、江西和四川等部分省份的动态,这些省份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NCP确诊、疑似和死亡人数,特别是NCP病例确诊人数10连降,认为非疫区NCP防控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因此,上述地区开始了部分小区解禁的行动。不管是部分解禁还是继续封禁,首要的问题,是要适度确保物流企业的复工,以采用诸如错峰开工,或者分时开工的差异化方式,确保城市生活小区的基本生活。其次,是放宽对私家车的交通管制,尽可能减少公交运输特有的人群聚集效应。第三,是增加城市和农村地区专门的蔬菜供应点,满足人民群众尽可能少出行却能够保证基本生活的需求。
6. 疫区和非疫区NCP防控和地区治理中出台的新的管理规定或法规,尽可能体现人本关怀属性,特别在落地方面,疏导为主,强制为辅,达到简单、可行和有效的目标。广东/浙江/四川等部分地区应用无人机对民众的劝导,是高科技产品在NCP防控中别具一格的应用,鼓励这类创新性发挥提升NCP防控治理效率的产品和制度创新。
7. 非疫区企业复工的基本原则,是如何防备春节后人力大流动造成的第三次感染。除了基本的防护设备为复工的必要条件,还应该进行尽可能的错时上班、家庭办公,特别将有一定风险的复工聚焦于企业的技能培训,提升“企业开工基本建设”的能力。

李建标  
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研究院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教授       
疫情治理的四项基本原则
疫情治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包括:组织起来、信息共享、资源匹配和人民战争。
组织起来。疫情爆发后已有的秩序彻底混乱,人们的行为也会瞬间趋于非理性极化。被确诊者无奈地接受事实,疑似患者还在一丝希望中祈祷自己侥幸,有疫情病症又得不到诊断的人最焦虑和无助,他们会动用所有的社会关系求得较好诊断和治疗。前两者已被隔离,后者的问诊过程极有可能传播更多病毒。组织起来建立疫情应急新秩序,就是将人们重新纳入一个规范当中,让人们普遍感到族群和他是相互依赖的,族群体系的力量随时在关照着他,他没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到处寻求支持,这样就会最大限度地堵住已有的传染源的再扩散。当然组织过程中党组织和党员毫无异议地成为担当者和排头兵。
信息共享。在疫情控制过程中信息共享能低成本达到目标,特别是要实现疫情治理的双重目标——疫情传播最小化与最大限度保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时更是如此。如私家车等交通工具和移动的个人在其常住地建立动态信息卡并共享该信息,就可避免移动过程中重复检查成本和隔离14天的成本。信息共享也是疫情发现时的低成本机制。
资源匹配和人民战争。疫情爆发隔离服、口罩等防护物资短缺,这时此类物资的分配需要用匹配机制代替价格机制,在重灾区可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病毒传播人人平等、疫情控制人人贡献,这是疫情治理中人民战争的本质,我们大部分人没有亚姆村村民那样的族群理性:“走的话未必能活,谁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瘟疫;不走的话就会死,哪怕没感染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但我们愿意试试,因为善良需要传递下去,后人们要记住善良。”但我们可依靠人民战争的手段取得族群保卫战的胜利。

彭正银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化危为机  推动治理模式的网络化发展
在全国应对肺炎疫情的特殊情境下,全民响应号召尽量不聚会、少出门,“宅”在家中过春节,进一步放大了网络经济的外部效应,网络平台凸显其聚化效应,进一步展现了网络经济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形势下的发展趋势。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在疫情之下企业复工、学校复课工作面临困难,越来越多的单位和学校尝试开展线上办公、线上教育,相关远程办公平台开始突显其重要作用。在线办公方面阿里的钉钉、腾讯的企业微信和腾讯会议等在线办公平台依托其庞大用户基数形成较大的市场竞争力。
在线办公和网络会商等方式不仅有效地解决企业的交流沟通与工作情境,节约办公成本,化危为机,而且也将推动企业在组织结构与治理模式上的数字化变革。为此,一是应加强企业数字化建设,对原有的办公系统进行数字化的改进与升级,对业务流、物流、资金流上的关键节点进行智能化的风险评估与任务管理,以做到精准施策,从而减少公司内部的代理与运行成本。二是构建数字化的信息获取与沟通渠道,加强与中小股东、以及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在线交流沟通与供应链管理,获取对公司治理的改进意见,进一步完善中小股东的网络投票系统,推动治理形式的网络化发展。三是促进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当积极开展传统企业的转型工作,搭建交流、合作与服务的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帮助传统企业在网络化、平台化转型的过程中实现顺利过渡。

王芳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 
网络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信息治理
充分、正确、高效的信息支持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在传统社会,决策者主要依靠正式组织自下而上汇报信息,可能存在效率低下、信息衰减、扭曲甚至隐瞒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来源渠道多样,传播高效、快捷,为决策者提供了宝贵的判断依据。擅长高效地获取与利用信息,积极听取不同声音,是大数据时代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不是所有不真实的信息都是谣言,比如神话故事、文学作品。面对信息事件,需要看信息关切的是什么问题,比较信息不充分的社会风险和信息不真实的社会风险哪个更大。不真实的信息往往和真实的信息掺杂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对于事关公共安全的信息,应该持宽容谨慎的态度,借助专业力量进行真实性和正确性判断,避免错过信息中潜藏的风险预警线索。
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舆论场中各种碎片化信息和不同立场的观点相互交织,可能形成不正确的信息,甚至变异、演化为谣言。谣言的产生动机、危害程度不完全相同,应该分级分类治理,而不应该一刀切。谣言治理应该以社会治理为基础,深入调查,解决问题,用事实来回应谣言。
信息治理应当遵循信息生态原理,建立信息生态体系的自我修复机制,以信息手段为治理对策之首选。信息治理关系政民互信,关系治理效果,应当深入研究规律,科学制定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