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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主性与治理有效性——制度变革与模式创新

来源:发布时间:2020-05-27 13:59:36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与公司治理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1992-2012年和2012年至今。伴随中国公司治理的转型变革,山东大学徐向艺教授提出公司自主性和治理有效性方面仍值得深入探讨的十个问题。

大家好。感谢大会组委会给我一个机会来和大家进行交流。我报告的题目是《公司自主性与治理有效性:制度变革与模式创新》。
中国公司制度发展与公司治理演进的阶段性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中国公司制度发展与公司治理演进的阶段性。今年是新中国建立70周年,经考察发现,前30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制度,也没有保障公司发展的公司法。尽管有大量的冠名“公司”的企业组织,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度。中国现代公司的发展起始于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2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辅助性作用,公司制度自发形成。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改革目标不明,道路选择曲折。我们曾首先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后来又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个阶段市场开始发挥作用,但发挥的是辅助性的作用。我们应记住1984这个年份,这一年有三家企业在没有法律保障、没有政策支持的情景下,公开发布招股说明书,发行股票,建立了股份化公司制度。这三家企业,第一家是上海飞乐,有民营企业的色彩;第二家是首都百货,这是一家国有企业公开募股,建立股份公司;第三家是济南渤海,具有私人经济的成分。这三家股份公司的成立使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许多学者由此开始研究企业股份制改革问题。我国公司制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1992-201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明确了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由此企业改革的主旋律是公司化改组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1—1992年,我们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营业,资本市场发展开始起步,1993年末颁布了《公司法》,1994年正式生效。中国大批传统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组,首批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探讨公司治理问题。这一阶段公司治理行政化倾向突出,无论公司治理还是资本市场发展仍处在探索、完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以后。党的十八大,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阶定,明确提出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时期公司治理开始由行政性治理向经济型、市场化治理转型,理论界开始研究公司制度创新和公司治理有效性问题。
新时期公司制度创新与治理自主性和有效性

下面就新时期公司制度创新与治理自主性和有效性谈十个方面的问题。有的问题谈的简单一点,有的问题分析得详细一些。第一,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在特殊条件下承担终极责任与实行“举证倒置”的原则。中国上市公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母子公司制,即母公司不上市,子公司上市,母公司或集团公司对上市公司具有实际的控制作用,大量的利益输送与隧道效应即源于此。考察一下欧美国家,上市公司大都是母公司整体上市,很少有单独拿出一个子公司上市的,即使有也是上市公司控股的另一个上市公司而已。在日本,存在大量的企业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持股现象,但是没有集团公司,它往往是一批相互持股的企业,共同成立一个理事会来协调彼此活动。这种理事会是各家公司协商组建的,它是协调机构,不是决策机构。在德国,除了《公司法》以外,还有一个《企业集团法》,后者用于调节企业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是先有儿子(上市公司),拿出一个企业的主体部分上市;后有老子,利用未上市的资产再另行组建一个集团公司,反而这个集团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在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突出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过度干预,产生了诸多利益输送、隧道效应现象,这是中国的母子公司特殊制度造成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干预所承担的责任就不能是有限责任。母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过度干预造成其利益受损,实际上已经损害了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母公司要对上市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整体责任。如果母公司拒绝承担责任,上市公司可以起诉你,实行“举证倒置”原则,即上市公司提出主张,由母公司举证,以证明上市公司的受损不是母公司干预的结果,否则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特殊情况下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二,母子公司双向信息披露原则。母子公司的“双向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儿我不展开分析。我认为母子公司“双向治理”应从双向信息披露开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强制规定母公司有关信息公开披露,这些信息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经营或其股票在资本市场上波动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公众更好的了解母公司的控制意图。母子公司双向信息披露可能是双方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治理行为将包括被动响应行为和主动制衡行为。被动响应行为主要涉及母子公司契约框架内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相关责任和义务,如收集与汇总经营信息、接受来自母公司派驻的董事或者高管、共享资源、提供建议等。主动制衡行为指上市公司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所采取的制衡母公司控制行为的相关措施和手段,如优化股权结构、健全的董事会制度、引进外部审计师、构建社会资本网络等,以更好的制衡母公司对于上市公司的干预和控制。第三,公司治理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取消公司监事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借鉴了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监事会制度,又移植了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形成了公司治理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双重监督,但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监督的边界不清。现在有人说独立董事简直是花瓶董事,但是中国公司的监事会制度连花瓶董事的功能还没有,因为花瓶董事还有观赏功能,监事会基本上不起作用。监事会成员都是内部员工,大多成为董事会(董事长)的附庸。我建议废除监事会制度,加大独立董事的监督责任,实现公司治理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第四,改进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为什么相当数量的独立董事在公司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沦为“花瓶董事”?这与我们的制度设计有关。首先,关于独立董事的提名。按规定持有1%或者联合持有1%股份的股东都有提名权,但是往往中小股东所提名候选人当选不了,独立董事的提名权被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所垄断。所以我建议,任何股东都不应有独立董事提名权,尤其是剥夺大股东提名权,由证券交易所建立独董人才库,当上市公司申请上市或者董事会换届时,由证券交易所按照1:3委派独立董事候选人,让上市公司挑选,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其次,关于独董津贴。独董津贴不应由上市公司直接支付,而应由交易所支付,费用在上市会费里扣除就行了。再次,建立独立董事问责制度,强化独董责任追究。
 
第五,建立和完善异议股东股份价值评股权制度。什么是异议股东?就是在股东会上持反对意见的股东。对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公司重大事项持有异议的股东,在该事项经股东大会资本多数表决被否决时,有权依法定程序要求对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公平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公司买回,从而实现自身退出公司的目的。建立该制度目的是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与意志不受资本多数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压迫与侵害,赋予小股东制衡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滥用权力而产生的权力,其实质是异议股东在特定条件下的解约退出权。第六,双层股权结构的建立及创业管理团队的保护。近几年我国一批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优质企业到国外上市,而没有进入中国股市,因为他们的同股不同权的上市申请不符合中国上市规则。我国的资本市场要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应积极考虑把双层股权结构这种新的融资模式和治理规则纳入到《公司法》的框架中来。吸引优秀的企业在A股上市,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竞争力。这有利于保留优质高科技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又有利于对高素质创业团队进行制度性保护。第七,强化上市公司董事的忠诚义务。我曾经在给EMBA学生上课时做过N次测试,我提到董事对公司具有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忠诚于谁?是忠诚委派你的母公司?还是忠诚你所服务的上市公司?90%以上的学生都回答:谁派我来,我终于谁?母公司派我来的,我当然忠于母公司。我说:错!不管谁派你来的,你在这家上市公司就职,就要服务这家公司,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上,你是董事,就不应、不能受制于背后的任何集团,你要独立判断、独立分析、独立表决、独立行使决策权利。对这一要求应做出更详细制度规定。第八,增强上市公司的战略自主性。我们经常讲企业集团为了实现协同效应,必须实现母子公司战略一体化,即让各家成员企业都要依据母公司的战略制定自己的战略。实际上,有效的公司治理,应允许上市公司的战略可以完全和母公司不一样。因为上市公司不是母公司一家的,还有众多的其他小股东,母子公司战略一体化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果母公司强制要求上市公司与自己战略实现一体化,母公司就必须做出对上市公司的受损承但赔偿责任的保证。第九,允许上市公司基于自身利益与母公司合理讨价还价行为。这个问题就不展开分析了。第十,公司善治与新型社会责任的担当。据媒体报道,2019年4月份南京环卫当局给全体环卫工配备了一个手环,环卫工人在大街上执勤,一举一动都受到监控室的监督,你偏离了工作岗位几米这个手环就会提示你,当你停止20秒动作手环就会警告你。想一想,一个人在8小时之内赤裸裸的处在别人的控制之下,哪一位员工心理能承受得了?从管理角度看,这一措施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没问题啊,但是从治理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治理的失败。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主要还不是体现在公司绩效方面,二是体现在运作合规 、权力制约、利益均衡、社会责任等方面。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及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公司善治及新型社会责任的担当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是公司治理制度创新研究的新课题。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